行者武松与花和尚鲁智深是《水浒传》的主要人物炒股配资咨询，也是街谈巷语中人人称颂、耳熟能详的英雄好汉。
电视剧《水浒传》武松、鲁智深剧照
有趣的是，他们的绰号“行者”与“花和尚”在《水浒传》中最为特殊：书中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的绰号虽然丰富多样，但其共同点在于当他们初登场时，这个绰号往往已经伴随着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
比如宋江刚登场时，书中写道：“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1]
李逵刚登场时，书中也写：“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2]
甚至一些不属于梁山好汉的配角人物也是如此，比如“话说那酸枣门外三二十个泼皮破落户中间，有两个为头的，一个叫做过街老鼠张三，一个叫做青草蛇李四。”[3]
展开剩余92%与之相比，“花和尚”和“行者”两个绰号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们都不是人物登场时就有的，而是后起的。作者在字里行间描写出“花和尚”与“行者”是如何成为人物名号，又如何在江湖上传开扬名的过程。
方成绘鲁智深
鲁智深刚登场时的身份是渭州提辖：“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4]直到第四回鲁达剃度做了和尚，“花和尚”的称号才第一次出现在一首赞辞里：“裸形赤体醉魔君，杀人放火花和尚。”[5]第五、七回的回目，也开始出现“花和尚”的字眼。
不过，这只是作者为读者建构起的“花和尚”形象，在水浒的江湖世界中，还没有人知道鲁智深的绰号就是花和尚。
鲁智深桃花庄遇刘太公、打周通、认李忠；瓦罐寺碰老僧、逢史进；菜园子服众泼皮、识林冲，一路结交者无数，但都没有提起自己叫做“花和尚鲁智深”。
直到第十七回，鲁智深因救林冲而得罪高太尉，恐累及大相国寺众人，便在江湖上流亡了一段时间，在一片林中遇到要上二龙山的杨志后，方第一次说出：“人见洒家背上有花绣，都叫俺做花和尚鲁智深。”[6]
第二十七回张青述说麻翻鲁智深的经过时也说：“因他脊梁上有花绣，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鲁智深。”[7]这标志着“花和尚”的绰号已经正式在江湖上传开。
武松也是如此。《水浒传》里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二回是著名的“武十回”故事，但“行者”的名号直到第三十一回的回目中才第一次出现。此前武松的称呼，皆是“武松”、“武二”、“武都头”等。
颜梅华绘武松
第三十一回中，武松为复仇而血溅鸳鸯楼，张青夫妇用此前麻翻的一个头陀的戒箍、衣物、数珠、戒刀、度牒等，给武松重新装扮了一番，又剪了头发，武松自己看镜子说：“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个行者！”[8]张青夫妇也赞叹道：“果然好个行者！”[9]
往后三十一、三十二回中便常用“武行者”来称呼武松，孔明孔亮还重新为武松做了一套行者衣服，这也是作者要一遍遍地在读者心中强化“行者武松”的概念。
虽然“行者”绰号建构起来时，武松的单人故事已进入尾声，但五十七回中，李忠向二龙山求救时说：“又新有个行者武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10]这表明武松“行者”的绰号，也已经在江湖上传开。
在早期水浒故事中，“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应已是较为固定的搭配，比如《宋江三十六赞》中两人的姓名绰号就已与《水浒传》无二。[11]近来也有研究指出像“花和尚”这样的绰号在早期水浒故事中已非常流行、深入人心。[12]
《癸辛杂识》
在《水浒传》最后写定的时候，作者应当是参考了这样一个已经定型的名号搭配，但在小说中，却又并未像其他人一样一开始就给予相应的绰号，而是有意让这两个绰号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而慢慢得到建构。这是《水浒传》仅有的两例，其中亦寄托着作者的匠心。
首先，“花和尚”和“行者”的建构对小说“天道不彰”和“逼上梁山”的主题阐释有推动作用。
“花和尚”和“行者”，意味着身份的变换，从原本社会中的人转变成了不受世俗约束羁绊的人。鲁智深原是军官，而武松则是百姓（也有短暂的做都头的经历），但两人改换身份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逃难。
由此、鲁智深和武松成为小说塑造的两个典型人物，说明在一步步的压迫之下，不改换身份便难以存留于这个社会，上至军官，下至百姓，皆是如此，反映出对天道不彰的社会的批判意识，强化“逼上梁山”的主题。
其次，好汉绰号的形成与流传是小说江湖世界的表现之一。
法文版《行者武松》
近来有研究将《水浒传》中能够体现江湖特色、建构江湖世界的意象、语词做了统计、归纳，比如“好汉”、“英雄”、“义气”、“酒肉”、“客店”、“盘缠”以及车马船舶、耍武卖艺等。而这种江湖世界建构起的道德支撑，正是《水浒传》中的好汉之间的相互认可和义气相投。[13]
除此之外，“绰号”的建构与流传也是《水浒传》“江湖感”的体现。在形容一个人的绰号时，小说常常用诸如“人都唤作……”、“江湖人称……”、“人皆呼作……”这样的语词，这说明绰号的形成是一个好汉的名片，是他能够在江湖上获得认可的前提。
鲁智深和武松作为小说着力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其绰号的从无到有，并最终在张青、李忠等人口中说出，正是《水浒传》江湖世界的典型表现。
高龙生绘鲁智深醉打山门图
最后，“花和尚”和“行者”本身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
“花和尚”和“行者”在性质上是很相似的，我们都可以用“出家人”加以概括，但对比之下，二者又有诸多差异。
鲁智深“花和尚”的身份建构较早，五台山剃度时已经定型，而此时鲁智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而武松“行者”身份建构得很晚，在易装之后，武松个人的故事“武十回”已经接近尾声。
在转换身份之后，鲁智深和武松的故事也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面貌。鲁智深故事延续了此前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的热闹，依旧高潮迭起，痛打小霸王、火烧瓦罐寺、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包括更靠后一些的行刺贺太守等，都是鲁智深侠义情怀的体现。
而武松的故事则稍逊一筹。从血溅鸳鸯楼开始，武松滥杀了许多人命，本身已带有一定的病态复仇心理，而改装成行者后，他似乎变得更加蛮横：先是不问来由杀了蜈蚣岭上的道童，后来又似无赖一样把孔亮痛打一番，最后作者也用略带调侃的笔调，让醉酒的武行者败在了一只黄狗上面。
扇面《武松打店》
武松的故事，开头是醉酒打虎，有天人之威；结尾同是醉酒，却让一条黄狗戏弄，令人哭笑不得。
这种差异反映出作者对“和尚”与“行者”两种身份的不同认知，并在其中寄托了不同的寓意。
作者对鲁智深的塑造，是一个走向圆满的过程。剃度之后，鲁智深醉酒大闹五台山，看似不守作为“和尚”的规矩，但偏偏容与堂本仅在第四回一回的批点中就用了四十二处“佛”字来形容他的种种行为，亦有评语云：“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14]
更有趣的是，“佛”字既形容过他受管教后一连三四个月不曾出寺门的规矩行为，也形容过他早起便在佛殿后拉屎、醉后便直接吐在床边这样不合佛门规矩的事，这足以见得“佛”不是那些闭眼诵经的形式主义，而是遵从本心去做事，这是作者借大闹五台山要传达给读者的意思。
高马得绘鲁智深买酒
因此，鲁智深骨子里扶危救困的本性与他做不做和尚是无关的。他帮过的人既有刘太公女儿这样的弱女子，也有瓦罐寺老和尚这样的同道；既有林冲这样的军官教头，也有史进这样的山贼头目，可谓是真正的“普度众生”，亦体现了作者对“和尚”这一身份的理解。
而武松的身份是“行者”。在《水浒传》中，武松换的是个“头陀”的衣服，也就是行脚乞食、未曾剃度的修行之人。
和鲁智深相比，武松的故事是不圆满也是不完美的，从为兄报仇而斗杀西门庆，到为施恩出气而醉打蒋门神，再到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夜走蜈蚣岭、醉打孔亮，武松已经渐渐地从“为人”转向了“为己”，当然，这其中贯穿的是武松嫉恶如仇的秉性，恶人得除，确实令人拍手称快，但最后鸳鸯楼上滥杀的许多人命、白虎山下面对孔亮父子的一些无赖行径，恐怕也很难开脱。
《武松拳谱》
换句话说，武松做了“行者”，但并不像鲁智深作为“和尚”一般有佛性，仍然需要更多修行修炼。张青形容那个头陀的刀时说：“想这头陀也自杀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里啸响。”[15]这也和武松性情的转变有所照应。
“花和尚”和“行者”两个绰号在书中都是一步步建构起来的，但意涵有所不同。“和尚”即是“佛”，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在鲁智深身上，“和尚”于他而言只是一个身份符号，他始终都在践行佛祖要做的事，最终成了真佛。
无论他是否是一个合规合矩的和尚，这一秉性都没有改变，因此，“和尚”身份的建构并非在鲁智深故事的末尾才完成，而是在故事一开始就为鲁智深的佛心定了性。
“行者”是要低一个层次的身份，即便在性质上和“和尚”十分相像，然它和真正的“佛”始终还是有距离的。
在武松改装之前，他体会的都是“行者”要经历的事情，坎坷的遭遇、无端的陷害，一切于武松言都是一种修行。
邮票《武松打虎》
然而武松终究没有到成佛的那一步，而逐渐在社会的压迫下转向一种病态的杀戮，所以一方面，小说在武松故事的最后为他安上一个“行者”头衔，算是对他过去的经历做了总结；另一方面小说也借助武松的修行之旅讽刺了病态与黑暗的封建社会，深化了作品的批判性。
这不由得令我们想到两人的结局。鲁智深擒住方腊，功劳甚大，宋江劝他做个名山大刹的住持，但他说：“都不要，要多也无用。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16]而鲁智深最终也得到了他的“圆满”——坐化六和寺。
与鲁智深相比，武松失去了一条胳膊，已成废人，直到这时他终于放下了杀生之念：“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进京朝觐……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17]最后武松也在六和寺出家，八十而得善终，虽也能称圆满，但臂膀已失，终究留了一些遗憾。
顾炳鑫绘鲁智深醉酒图
这就是“花和尚”和“行者”的不同意涵，前者表示一种圆满的人格，后者则代表一种修心的过程。两个绰号在深化小说主题的同时，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
注释：
[1]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炒股配资咨询，第226页。
[2]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96页。
[3]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99页。
[4]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5]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4页。
[6]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
[7]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63页。
[8]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08页。
[9] 同上注。
[10]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759页。
[11] 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页。
[12] 王以兴：《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之鲁智深赞语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4期。
[13] 陈洪、曹廿：《纸上江湖说水浒》，《明清小说研究》2020年第4期。
[14] 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7页。
[15]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64页。
[16]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80页。
[17]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84页。
发布于：江苏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