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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古代丧葬文化的重要内容，车马埋葬制度也值得细究。
它是指用象征性的车马器具，或者实体车马进行随葬。
在漫长的历史中，车马埋葬制度与礼制相结合。
其一度成为商周社会等级地位的重要体现。
然而，由于社会制度、战争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车马埋葬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最终迎来了东周时期的大变革。
东周时期，车马埋葬不再只以真车马作为随葬品，而是象征性地采用车马模型随葬。
同时，车与马之间的分离，也在此时变得更为明显。
车马埋葬制度的渊源，等级严格的西周社会
根据考古资料的发现，车马埋葬现象最早出现在殷商时期。
彼时，在地位稍高的贵族墓穴中，车马随葬现象十分普遍。
根据《周礼》记载：“一器而工而聚焉者，车为多。”
在商代，马车的制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其不但对工匠的技术要求相当高，还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利益。
众所周知，商代是一个有着青铜器制作技术加持的时代。
此时的工匠已经能够得心应手地生产出铜制的车马饰件。
殷墟出土的水器、乐器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在商代晚期，养马业也已经逐渐发展起来。
殷人开设了专门的蓄马场，为贵族们培育优良的品种。
不难看出，商代已经具备了让车马作为随葬品的物质条件。
然而，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商代神权思想。
殷人重神，凡事都讲究通天绝地。
日常生活中，他们不管大事还是小事，都要先占卜，向神请示一番，再做决定。
生前如此，
生后
亦是如此。
殷人认为，人死去之后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相反灵魂能常驻于此，为后人沟通神灵。
因而，为避免灵魂过于疲累，殷人会在墓穴之中随葬一套沟通人神的祭器。
其中便有真车马。
当然，在殷人看来，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通天绝地，只有少数承天命之人才可以沟通鬼神。
而这些承天命之人，往往又在现实社会中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周代虽然承袭了商代车马埋葬的制度，然而在随葬方式和内容上却大有不同。
在宗法制度的严格管控下，周王、诸侯、卿大夫之间有着不容逾越的界线。
按照这一基本的组织关系，居于不同地位的贵族享受的权利、礼遇也不一样。
《周礼》记载，贵族死后，能进入“公墓”。
普通人死后，只能被葬入“邦墓”。
简言之，贵族死后能拥有自己单独的墓地。
普通人却只能与自己的同族人一道埋葬在一起。
此外，车马作为重要的随葬品，自然也与墓主的身份等级联系起来。
西周时期，车马主要用于战争和交通。
其日常使用多局限在贵族阶层。
因此，随葬车马数量的多少，往往能体现墓主人的身份。
一般来说，拥有私人军队的贵族们，死后能以真车马作为随葬品。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军权的贵族来说，他们只能象征性地使用车马器来随葬。
可以看出，车马随葬的方式已经悄然发生改变。
有名无实的贵族们为了彰显自身与普通人的区别所在，也不排斥选用车马器作为随葬品。
但此时，大部分的贵族们，还是更愿意用真车马作为随葬品。
毕竟，在他们眼中，只有这样才能凸显自己身份的高贵。
车马埋葬制度的变革：礼崩乐坏的东周时代
东周在名义上虽为“周”，但天子的影响力已经远远不足西周时期。
与此同时，在权力欲望的诱惑下，地方诸侯不但开始与王室对抗，还形成了争霸的局面。
在烽烟不绝的时代，战车作为主要作战工具，备受诸侯器重。
当时的人们甚至以拥有多少乘战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富有程度。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目前发现属于春秋时期的最大诸侯车马随葬坑，便是虢国墓地M2002。
其中就随葬着19辆车、38匹马。
在这里，随葬的真车马并不是作为战争工具出现的。
而是虢国君王的出行工具。
试想一下，一个小国君主出行都需要如此众多的马车。
更何况一个拥有千乘、万乘的大国国君呢？
事实的确如此，在临淄河崖头发现的5号墓，据称是齐国齐景公的墓葬。
其殉马坑中随葬的马匹多达600匹。
这并不是因为他吝啬，不愿意选用车做随葬品。
而是因为此时的马匹价值就能表明墓主的身份、地位。
春秋晚期，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骑兵骤然兴起。
原本车马结合的车战方式已不适应战争的需求，战车逐渐地退出战场，骑兵成为作战主力。
与此同时，贵族的出行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由坐车出行转为骑马出行。
既然马可以单独发挥驮运作用，不必依赖于车的配合。
那么仅通过葬马就可以表示墓主的坐骑规格，就无需再葬车了。
然而，此时车马随葬制度的改变，还不在于车、马之间的分离，而在于随葬内容的变革。
战国时期，愈发猖狂的诸侯逾越等级森严的礼制，不再遵循周代立下的车马随葬要求。
以至于，随葬车马制度发生等级上的重大混乱。
根据当代的考古发现，作为诸侯王的中山王墓，其墓内有1、2号两个车马坑。
1号坑中随葬了8辆车、24匹马。
2号坑内则随葬了23辆车，20匹马。
但在临淄河崖头发现的2号战国墓中，其中清理出来的马骨架
多达
69具，另有20架车辆。
倘若依据随葬车马的数量，便可轻易得出结论。
2号战国墓的墓主身份远高于中山王墓。
而能比诸侯享有更高等级礼制规格的人，莫过于周天子。
但根据墓穴的种种信息以及周天子墓地的可考性判断，2号战国墓的墓主不大可能是周天子。
那么，能解释这一现象的唯一说法只能是：随葬的车马数已经无法成为墓主等级身份的标识，而只能作为其财富的象征。
既然仅作为财富的象征，那么还有必要用真车马随葬吗？
显然没有必要，原因在于，此时的车马已经不再是财富的唯一象征。
战国时期，铁器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空前推广。
比起真车马，车马模型才更考验工匠的技艺和墓主的财力。
同时，各大诸侯国为了将大量的金钱、精力都放在对新式武器的开发、研制之上，宣扬起了节葬的思想。
简言之，节葬思想要求人们避免大规模的墓葬形式，车马坑尽可能地减少。
且最好不要使用真车马这等耗费人力、物力的随葬品。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新兴的地主阶级率先采用明器化的车马俑来替代真车马。
如此一来，既可表明自身财富的富足，也可展现出新时代的气象。
车马埋葬制度的后续：走向没落的秦汉时期
等到秦朝一统天下后，喜欢宏大排面的嬴政并未放弃车马随葬制度。
相反，他将这一制度的应用严格限制在了贵族阶层，禁止民间任何形式的模仿。
眼下，坐落于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园，便是最好的证明。
陵园中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出土的大量马骨、车马器具无一不彰显了始皇帝的辉煌与奢靡。
据《汉书》正规的网上配资记载，汉代之初的有识之士曾向皇帝劝谏：“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
汉初统治者虽然接纳了这一建议，但逃不过奢侈排场的巨大诱惑。
其转而允许诸侯王及其以上地位的人，可以享受车马随葬的礼仪。
目前考古发现了大概四十余座的西汉诸侯王墓。
除去被盗掘、破坏的墓地，其中有14座墓地发现有真车马随葬的现象。
其他的多为象征性的陪葬车马器。
此外，汉代帝王陵也多以真车马作为陪葬品。
如武帝茂陵不仅有铜马、木马等明器、车马器具等，还有一座陪葬真车马的车马坑。
不难看出，汉代车马随葬制度已经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表现出极为严格的等级限定。
尽管如此，真马车作为随葬品的弊端还是日渐暴露，难以被遮掩。
要知道，在普通百姓眼里，不管是车还是马，都是极为奢侈的存在。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用今天视角看，如果有人去世，后代烧真车祭祀，未免太过奢靡。
因为，普通人大多都只是烧一些纸做的跑车。
普通百姓需要耗费极大努力才可能得到的东西，却被诸侯王们轻而易举地当做陪葬品。
毫无疑问，此举容易引发社会的不满。
也正是因此，西汉后期的汉成帝颁布了禁止真车马随葬的禁令。
用真车马作为陪葬品的墓葬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而明器车马、车马器具则成了不错的代替品。
结语
纵观东周时期的车马遗迹，可以看出真车马在逐渐地退场。
而明器车马、车马器具却在广泛地流行。
这一车马埋葬制度的大变革，实际上预示着车马埋葬制度正由盛到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社会存在都无法抵御其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周礼》
《汉书》
发布于：天津市